张慧瑜 | 基层传播与公共卫生宣传基层传播与公共卫生宣传——以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根据地为例
基层传播与公共卫生宣传
——以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根据地为例
张慧瑜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博雅博士后合作导师，研究兴趣为影视传播、基层传播、新闻社会史等，出版《视觉现代性：20世纪中国的主体呈现》、《主体魅影：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等专著。
发表于《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多元语境下的健康传播》（第十二期，2022年5月）
摘要：本文从基层传播的概念研究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公共卫生宣传，以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中关于卫生、防疫、医疗制度的报道为主，探究在贫瘠、落后的农村地区进行公共卫生宣传的中国经验。公共卫生工作不只是涉及健康、医疗和救助，而是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等问题相关，尤其是对于中国这种第三世界国家来说，需要建立一套适合农村地区的低成本、高覆盖的公共卫生制度。本文通过对根据地时期公共卫生宣传的研究来处理三个问题，一是镶嵌于社会生产的公共卫生传播，把公共卫生宣传与社会生产结合起来；二是建立流动诊疗所，以流动诊断的方式，满足基层群众在地就医的需要；三是发掘传统医药资源，药物生产采用就地取材的方式。这些在战争状态下形成的公共卫生制度，既为穷苦百姓提供基础的医疗保障，又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这些历史经验有助于理解新中国以来的公共卫生制度，也是健康传播的中国经验。
关键词：基层传播；公共卫生宣传；社会治理；健康传播；中国经验
序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使得公共卫生危机成为全球重大灾难。中国在疫情防控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采取了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举措，尤其是做好了社区防疫和基层防控的工作。这种深入基层的治理方法，是中国政治和社会管理的特殊经验，既与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的基层管理制度相关，又与群众路线作为执政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有关。尽管在市场化改革中，原有的高度组织化的单位制逐渐向商品化的社区制转型，但行政化的基层管理依然是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借助驻村干部、送文艺下乡、送科技下乡、送医下乡、扶贫攻坚等制度化的手段，来缓解城乡二元格局的差距，让基层也能分享到更多文化、医疗、教育、发展等公共资源。这种朝向基层的制度逻辑来自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根据地建设，正是通过对基层的动员和社会改造，使得中国革命、社会发展可以聚集人民的力量。本文从基层传播的概念出发研究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公共卫生宣传，以晋冀鲁豫根据地机关报《人民日报》中关于卫生、防疫、医疗制度的报道为主，探究在贫瘠、落后的农村地区进行公共卫生宣传的中国经验。公共卫生工作不只是涉及健康、医疗、救助，也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等问题相关，尤其是对于中国这种第三世界国家来说，需要建立一套适合农村地区的低成本、高覆盖的公共卫生制度。这些在战争状态下形成的公共卫生措施，既为穷苦百姓提供基础的医疗保障，又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这些历史经验有助于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公共卫生制度，这也是健康传播的中国经验。
一、基层传播的概念
基层传播是指发生在基层空间里的传播行为，是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变革过程中形成的新闻传播理念。基层传播是借助基层化的媒介进行基层动员和社会建设，如黑板报、宣传栏、壁报、标语、歌咏比赛、广场舞、爱国卫生运动、垃圾分类宣传等都属于基层传播的范畴。这个概念一方面可以把20世纪历史中发生过的新闻经验描述出来，尤其是像中国这种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传播媒介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经济、社会建设中，扮演着发展传播学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可以用基层传播来研究和分析当下时代构建社区文化和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如县级融媒体改革、网络基层空间治理、乡村文化振兴等。基层传播的历史经验起源于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对农村、偏远地区的战争动员和文化社会建设。在物质匮乏、技术落后的背景下，根据地采用“就地取材”如刷标语、黑板报、油印小报等方式，通过基层化媒介来深入基层，对文化水平不高的群众进行宣传和教育工作，让普通群众不仅成为基层媒介的阅读者，也成为媒介生产的参与者。正是这些扎根于基层单位的文化传播手段，使得非现代的、非都市的群众主体在战争中完成文化启蒙，从愚昧的、落后的状态变成理性化的、有行动力的主体[i]。
在西方传播学中，社区传播是研究社区空间的传播现象，如美国社区文化中的社区报传统，社区本身是西方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基层传播与社区传播有相似之处，区别在于这两个概念来自于不同的历史脉络，社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经验有关，基层则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中形成的概念，联系着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基层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出现过，主要指亭台、楼阁等建筑的最底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层用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中，指一个组织的最底层，如政党的基层组织或者乡村的基层政治等。1927年毛泽东在江西三湾村改编秋收起义失败的军队，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机制，自此深入基层、管理基层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传统，也根本改变了封建社会“皇权不下县”的状态。从根据地到新中国之后，下基层、服务基层成为官方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被作为基层工作的基本方法。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般把1927年到1949年描述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时期。从1927年上井冈山开辟第一块根据地开始，到中央苏区的苏维埃实践，再经过战略转移、被迫“长征”，抗战前夕落脚在陕北，建立陕甘宁根据地，再到抗日战争时期开辟晋察冀、晋冀鲁豫等华北根据地，最终在解放战争时期以根据地为核心取得全国胜利。面对城市的、现代化的敌人，根据地通过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和深入的群众运动，实现敌人由强变弱、自己由弱变强的转化[ii]。根据地不局限于占领固定的空间，而是在流动和机动中完成实力的保存和力量的积聚，是一种去空间化的、反空间化的政治、社会实践。根据地是发展游击战的基础，没有了根据地，只有军事上的游击战，是无法以弱胜强的，而根据地的巩固又需要依靠社会改革和文化动员，才能深入基层和组织群众。根据地斗争的特征在于：第一，根据地是流动的和机动的空间，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根据地的边界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第二，根据地是游击战争和社会建设并重，在组织军事斗争的同时，组织民众进行社会建设；第三，各根据地之间的权力高度分散，充分发挥不同根据地的本土特征，与中央的关系是统一的，又是分权的。在这个过程中，以报纸为代表的党媒在根据地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基层传播的功能。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根据地是与晋察冀、陕甘宁并列的三大边区之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命令八路军129师到太行山地区，在冀鲁豫平原开拓了晋冀鲁豫根据地，大致地理位置是津浦路以西，石德、石太路以南，同蒲路以东，陇海路以北，形成横跨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五省的抗日根据地[iii]。面对外部强大的敌人，通过游击战、群众运动的方式创建根据地，让敌后根据地这一高度流动的临时空间成为保存实力、发展生产的地方，这就需要文化宣传来启蒙、动员广大群众成为根据地建设的主体。
1946年5月15日，晋冀鲁豫根据地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刊，截至1948年6月14日停刊，共出版746期。1948年5月9日，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根据地合并，成立华北局和华北军区。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也与晋察冀的《晋察冀日报》合并，《人民日报》成为华北局机关报，承担中共中央机关报的职能。1949年3月，《人民日报》跟随党中央进北京，正式升级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研究者一般把1946年到1948年的《人民日报》称为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作为一份服务于根据地时期的党报，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党报与商业化报纸对新闻的理解不同，一般理解的新闻有两种，一种是新近发生的事情，二是对新闻的深度报道或挖掘新闻背后的故事，前者是消息，后者是特稿或深度报道.而在《人民日报》中有大量的稿件，用今天新闻标准来看，看起来“不是新闻”。但作为当时历史背景下，这些“不是新闻的新闻”--主要是关于村庄的工作经验、群众运动、纺织运动、组织春耕、冬学运动、技术推广等方面的报道却构成了当年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主要形态。这些报道不是“新”发生的事件，而是与根据地“新政权”相关的地方治理、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相关的“新”实践，目的是把目前的大政方针、生产建设的方法、模范事迹等与基层干部、老百姓分享。这种对地方经验、在地经验的重视，与红军时期开始扎根基层、动员群众的传统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有点像平台化媒体，把不同的地方经验呈现出来，让新闻媒体参与、介入社会治理，这也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传播学。
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很多用于基层传播的媒介形式，比如黑板报、壁报、门板报、幻灯片等，这些都是基层化的媒体。正如每个教室后面都有一块黑板，这块黑板是与班级生活密切相关的基层媒体，如果把黑板放在教室外面，就变成了宣传栏，在很多农村的村口或者村中心也会有宣传栏，这些都是最简便的基层媒体。在晋冀鲁豫根据地还发明了一种门板报，“门板报就是每到宿营地，便竖一块门板在部队集结场所，收到稿子，经审阅修改，不管是三角四方破皱纸张，只要写了就贴上去。因为要求低，能写就写，不会写可画画。现实性强，通常昨天的事今天早饭就可在门板报上看见。”[iv]门板本来是固定在门框上的木板，在华北农村地区非常常见，在战争状态下，门板被拆卸下来，用作行军床或者担架的木板，而门板报则让门板成为可以移动的媒体，既方便携带，又非常使用。这就是在游击战争中创造出来一种流动的“自媒体”，媒体的介质“就地取材”，节约成本。根据地时期还有很多流动话剧演出队，充当着动员、宣传职能，如“活报剧”是一种跨媒介实验，用戏剧来演“活”的报纸，把用抽象的文字表达的新闻变成没有阅读能力的老百姓也能看懂的戏剧。另外，从红军开始，每个基层单位都有宣传员，宣传工作对于游击战非常重要。宣传也不只是专职宣传员的职责，每一个干部、每一个士兵都是宣传员。比如有一篇报道是担架队在百姓家里借住，通过给老乡打扫卫生、把水缸里的水挑满等行为获得群众认可，这些都是群众工作，也是宣传工作。
对于在以农村为主的根据地办报纸，报纸如何发行以及普通百姓如何能读懂报纸就成为重要的问题。除了借助代办所、乡邮站、报站等农村通讯网，《人民日报》深入村庄和连队还依靠其他组织化的方式。在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所写的《人民日报是人民的报纸 纪念人民日报一周年》的一文中指出“进一步发挥人民日报的领导作用和帮助其克服实际的困难，是全区党政军民共同的责任和义务。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让我们的人民日报普遍深入各个区域，深入村庄和连队，由于交通困难，报纸及时传递至各个辽远的地区是困难的，唯一的办法是有效的将人民日报的稿件组织到各地方报纸上去；第二是组织人民，特别是干部普遍阅读和学习人民日报，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阅读和学习党的机关报，并将报纸向群众宣传乃是无条件应该作到的。各级领导干部应经常检查这一工作的执行，这是领导者本身的责任和义务；第三是组织广大群众为人民日报写稿，经常反映人民当前斗争中的业迹和典型。也要有系统的暴露反动敌人的罪恶。这也要求领导者及领导机关，首先动手和亲自动手，我们应该表扬和学习营长李文波同志写作的精神。”[v]在这里，提到了三种《人民日报》的发行方式，一是把《人民日报》的稿件转载到各地方报纸，通过报纸不断转载的方式来扩大阅读面，这需要充分发挥地方报纸以及基层媒介的功能，也就是在基层创办报纸、宣传栏等传播手段是一项重要工作；二是干部和指战员通过读报、开会的方式向群众宣传、解释《人民日报》，这也是一种让不识字的群众了解报纸的方式；三是组织干部和人民群众为报纸写稿，通过写稿，一方面把基层的、在地的经验呈现出来，供其他地方学习和参考，另一方面写稿本身是提升自身介入社会事务的能力。这些都是在农村地区用组织化和群众路线的方式，来提升报纸发行和阅读的有效路径。
从这里可以看出，基层传播所具有的三种社会功能，一是媒体工作服务于社会生产，工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的交流通过媒体来实现；二是在基层工作中重视媒体的作用，充分利用黑板、标语和宣传栏，在基层建立各种形式的“自媒体”；三是强调群众参与基层媒体和宣传活动，群众是基层媒体内容的生产主体，这从基层通讯员、群众写稿等方面可以看出。这些基层传播在根据地治理中的实践，就是基层传播这个概念的历史来源。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层理论的兴起，根据地研究也从革命史、现代化史主导的范式转向社会史和文化史，包括基层治理、文化建设、经济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其中，医疗、防疫、卫生也受到重视，有了一些研究。本文从基层传播的角度，研究公共卫生宣传的一些特色，首先，宣传是一种社会治理，卫生、防疫也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二是把公共卫生与生产宣传结合起来，形成以劳动者、生产伦理的传播制度，三是流动诊治；四是在医药制度上，提倡自力更生，充分挖掘中医的资源，另外，不管是宣传、诊治和药材，在重视专业化的医务工作者的基础上，坚持群众路线、群众动员的力量。这些都是有中国特色的健康传播的历史经验。
二、公共卫生宣传与社会治理
近代以来，现代卫生理念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与卫生相关的一系列关于健康、身体、科学、医学等现代性话语也开始改造传统中国。卫生不只是医学、疾病等病理学概念，也是一套现代性的治理术和现代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中医与西医、国学与西学等一系列中西二元价值的对立。民国时期，西医、现代医学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组成部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除了文化、扫盲之外，现代卫生理念成为改造乡村的重要内容。与之相平行，在井冈山、苏区等红军根据地，也把医疗作为军事后勤和地方治理的组成部分，一是为了战争救治的需要，二是把包括卫生在内的现代观念传播到落后的农村地区。在残酷的游击战争中，红军也建立了随部队流动的医院和药厂，抗日战争时期出现了两种医疗卫生制度，一是，建立流动医院，而不是固定医院，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际友人白求恩的帮助之下，建立了适合战争状态的游击医疗制度；二是通过群众路线充分发挥百姓的力量，把伤病员分散在老百姓家里进行医疗救护工作，以及动员百姓组成担架队，帮助伤员运送。这些都成为根据地时期最为常见的医疗卫生制度。本文所研究晋冀鲁豫根据地《人民日报》中的公共卫生宣传，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把公共卫生宣传与社会生产结合起来；二是建立流动诊疗所，满足基层群众在地就医的需要；三是药物生产采用就地取材的方式，节约医疗成本。这些制度机制既能满足普通百姓的基础医疗保障，又能节约现代医疗制度成本（管理成本和就医成本）。
（一）、内嵌于生产的公共卫生宣传
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道：“党报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vi]也就是说，党报的基本功能实现党与群众沟通的平台，是把党的纲领、方针政策向群众传达的中介。在根据地时期，除了军事、政治斗争，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生产是核心问题，因此，党报高度重视生产问题，出现了为了生产、服务于生产的生产宣传。
“生产宣传”来自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在这篇《有声有色的北流村的生产宣传》中，报道了北流村促进大生产所采用的多重宣传手段。这是一篇典型报道，所谓“典型”的意味有两个，一是通过把个案、地方经验树立为典型，登报是一种对典型的表扬和认可；二是借助报纸来推广一种模范经验，供其他地方来学习。通过树立典型以及对典型的宣传是党报介入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在这篇报道中，提到了三种“生产宣传”的媒介，一种是大众黑板报，“大众黑板报在北流真正做到了群众办报。全村三块黑板报，两天换一次，稿子还登不完。许多工作是通过大众黑板的表扬和报导而活跃起来的。”[vii]黑板报是根据地时期在农村发明出来的一种基层宣传媒介，一方面把教学功能的黑板转变为具有传播功能的黑板“报”，另一方面教室内部的黑板也转移到室外的墙上，成为群众阅读的平面媒体[viii]。黑板报的特点有三个，一是制作简单、成本便宜，二是深入基层内部，成为普通群众触手可及的基层媒体，三是群众是黑板报的作者，是实现群众办报的中介；二是，广播筒，“每到三、六、九日，群众在家里便可听见广播。全村四个广播台：一个总台，三个分台，连发连播，次第转播，全村可闻。内容主要是本村的生产工作，简单的时事消息，特别是着重表扬模范。广播力求简单，一次一个中心。为了吸引群众注意，又组织村中会乐器的人，在广播开始先奏音乐，而后广播，群众感到很有兴趣。”[ix]，广播筒也是一种简易的广播媒介，相比报纸、黑板报等以文字为主体的传播方式，广播的优势是可以用声音、口语这种更通俗的方式实现传播，“使不识字的人也能不出户而知天下事”[x]；三是综合文娱广播，也就是群众参与的文艺演出活动，“一般的十天一次，结合着村里生产运动的短期计划和总结，用广场的歌舞短剧快板等形式出现。内容大都是从本村生产运动中的各个侧面，收集典型的模范人物，模范事迹编成短剧，快板、花戏等，由小学生和一部分青年男女，登台作简单表演。小学生在课外游戏时间准备，青年男女也是闲时自编自唱，象最近编演的‘早种小花戏’和‘突击下种的对话歌舞’，因为中心明确，短小活泼，都博得群众好评”[xi]，是一种把群众文艺也作为文化宣传的形式，最后形成农村广场俱乐部；四是宣传口号，用通俗明确的口号来宣传生产。这种丰富多彩的宣传文艺活动背后是依靠群众的宣传组织。“村中成立了‘宣联会’，它的负责人直接参加了生产委员会的领导集团。又由他加上各群众团体的宣传常委作为骨干，组织了搞生产宣传工作的单独组织——宣传表扬部。这个部设正副部长二人（即生产委员会的委员），下分编辑，文娱广播，群众思想教育三组”，正是这种宣联会使得宣传、文化也能在落后、贫瘠的农村发展、开展起来。也是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进行“自事自编，自唱自乐”的自助式文化创作与参与机制。
基层农村黑板报
公共卫生宣传也与百姓的生产活动结合起来，把卫生、医疗的理念融入到生产宣传中。在1947年4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中有这样一篇报道《黎城东关骡马大会 群众买了四百牲口》，这是一篇关于“黎城东关旧历二月初十的骡马大会，以时事教育为重心，树立人财两旺发家致富的思想，通过这次大会，调剂了农具”的新闻，从这篇报道中可以看出在“骡马大会”中设了“生产、卫生二馆”，“小学教员结合医生共同进行宣传，各高初小剧团、鼓词队共九个单位以小花戏、广场剧、扭秧歌进行宣传，四百五十张传单，顿时抢完了。群众挤拥到卫生馆，猛看见画着斗大的五大害虫、蝇、蚊、虱、蚤、臭虫——和疟痢等几十种传染病图，一个个都注视着追问到底：养小孩怎样接生，怎样才能防止病的传染。生产馆内最显著的有两轮大纺车，刘仲景的纺织小型合作，靳玉良的植棉经验，杨仲和的种靛技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看到种棉图时抢着说：‘怨不得咱去年没捉住苗儿，原来咱去年种的有点太深了，后来出来几根也没有去打杈，秋天花圪桃就没有开好，今年咱可得照那靳玉良的种花办法去执行哩！’妇女们看到大纺车，就亲自抽纺一纺，一个老太婆说：‘这车一天就纺一斤多花，俺回去也叫木匠给做一个。’”[xii]。骡马大会是北方地区农村经常出现的牲畜交流大会，骡子、马也是北方农村重要的牲畜。从这篇报道中，可以看出两种媒介使用的转化。一种是“旧瓶装新酒”，借用骡马大会作为乡村牲畜交易的形式，植入生产和卫生的理念，借机推广先进的纺织技术和卫生观念，使得骡马大会这个“旧瓶”装入了新的内容；第二种是“中西合璧”，生产馆、卫生馆是一种起源于西方工业时代的展览会的传统，借举办展览会来呈现西方最新的科学、工业技术，带有西方中心和殖民主义色彩，这种新的展览形式被挪用到农村的骡马大会，从而实现了把西方的形式与中国的传统结合起来的效果，不仅让群众了解了“五大害虫”的危害、接生、防止传染病等公共卫生知识，而且推广了纺织合作、植棉经验、种靛技术等生产理念。这种公共卫生推广是一种内嵌于农业生产的宣传策略，而且贴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借用骡马大会的旧形式。
骡马大会
骡马大会不光可以进行生产、卫生宣传，也能够进行文化交流，有一篇报道是新华书店就利用骡马大会来开始“流动书店”，用这种方式推销新的图书和知识。“华北新华书店为扩大读者群，利用××、××骡马大会，派人担去书籍文具开设流动书店，得到群众热烈欢迎，翻身农民争购通俗读物，儿童们买课本、纸笔等。总计两次售出十万余元的书籍。最近该店正准备参加涉县××骡马大会，特为流动书店制备粗布棚，画广告画。该店今后将继续以流动书店方式推销书志，将出版的新书迅速送到读者手里。”[xiii]
（二）、流诊所：流动的医疗卫生制度
1946年6月14日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有一篇关于加拿大全加助华总会暨红十字会驻华代表访问边区卫生工作的报道《加拿大助华总会代表抵邯 盛赞边区卫生建设》，“一日分别访问边区卫生局流动诊疗所，天主堂眼科诊疗所及福利托儿所，当日下午由边区卫生局朱琏局长陪同前往参观邢台边区国际和平医院总院，暨天主教堂与耶苏教堂附设医院，威县公立医院，临清边区国际和平医院分院等共历时四天。”[xiv]从这篇报道中可以看到边区医疗卫生工作受到海外援华的支持，在根据地有这样几种医疗机构，一是国际和平医院，这是受到海外资助下建立，二是天主教堂等宗教力量的附属医院，三是公立医院，四是流动诊疗所。总会代表认为根据地在物质贫乏的情况下，依然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边区在如此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医药卫生工作作出这样大的成绩，衷心表示钦佩。他说：在临清参观国际和平医院时，亲自访问、检查过五六十个伤病员，人人都是精神愉快，面色红润，说明营养很好。他发现这五六十个伤病员中，没有一个人生过褥疮，他十分惊讶，认为这是边区医务工作作得有成绩的说明”[xv]。之所以会取得成绩，与根据地所进行的公共卫生制度工作有关。其中，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建立流动诊疗所，满足了基层群众在地就医的需要。
在《今日的“丛台” 记边区卫生局流诊所》中报道了邯郸地区被解放后建立流动诊所的情况。这篇报道从“丛台”的变化入手，通过对比“丛台”这一封建时代的贵族遗迹的古今变化，从日本占领后供日军将领享乐的“丛台公园”变成“救人活命的圣地”，也就是边区卫生局和流动诊疗所的地方，来论述古老的“丛台”获得了新生。流诊所是一种临时成立的卫生机构，一方面看门诊，另一方面也出诊。报道中提到“卫生局流诊所迁来邯郸‘丛台’，才不到两个月，却在群众中留下不少的佳话。北门里有个木匠叫胡祥，三月间突然得重病，几乎死去，家里又很穷，急得他年老的母亲整天啼哭，这事被流诊所的医生知道了，自动上门，义务地替他治疗了一个多月，这个木匠现在已不仅能吃饭走动，还能作些轻微的劳作。另外一个油精厂工人，老婆‘羊水’（衣包水）破后一昼一夜，还不能分娩，产妇和家人都焦急得不得了，但又毫无办法，后来听说公家有个流诊所，连忙派人去‘丛台’求助，结果他们得到满意的答复，赵医生连夜赶去，而且直至深夜，卫生局朱局长和刘科长，听说确系难产，又冒着大雪从‘丛台’赶到西南庄（那是三月下雪最大的一夜），直至产妇安全地分娩后才走，过后每天还派人去替产妇与婴儿洗涤，待产妇完全安全时为止。虽然是这样，流诊所却拒绝接受这个工人的分文药费。”[xvi]
从这篇报道中，可以看出流诊所是一种流动的诊疗所，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为群众提供送医上门的服务，不是病人到医院，而是医生到病人家中看病；二是费用比较低或者免费治疗，让穷人也能看得起病；三是流诊所还承担着基层防疫的职能，“他们在防疫工作上，四月份与大众医院等合作，替市区及市郊群众（多是小孩）施种牛痘，共四千二百余人。经他们训练种痘手术，发给痘苗给小学教员回去种的，还没有计算在内”[xvii]。这个流诊所就是一种基层的卫生所，承担着为基层群众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的职能。流诊所的创新机制在于“流动”上。医院、诊所是一种固定的看病、治疗的空间，也是西方现代医学的产物，就是在固定的空间为病人提供专疗，这是一种适合城市的、并能承担看病成本的前提下的医疗制度。对于农村或者落后地区，这种高成本（建医院、看病的成本等）的医疗机制并不适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满足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医疗需求，机动灵活的流诊所是一种节约成本、又能满足医疗服务的创新机制。这种流动医院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根据地时期的流动医院的尝试。1938年9月国际友人白求恩在晋察冀根据地建立一所模范医院，有正规的手术室、换药室、药房、化验室，还有一台高倍显微镜。病区设在几个大院里，有接待室，值班室。[xviii]但是，很快这所医院就在日军的扫荡中被烧毁，白求恩也意识到机动灵活的流动医院和流动手术室更适合战争的状态。白求恩编写了《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一书，分别对卫生工作如何组织、医院建设、机构设置、换药及外科手术如何开展（占全书一半内容）、术后如何康复、手术室工作、换药方法、怎样制造使用器械以及一些常见内科病（疟疾、流行性感冒、痢疾、腹泻）的治疗进行了介绍[xix]，总结了在敌后游击战中进行医疗救治的经验。
在卫生宣传中，重视对模范医生的树立。如树立的模范医生典型有秦祥云、李克让[xx]等。秦祥云（1896—1962）是一名壶关当地名医，以模范医生的身份成为壶关县议员。他推动该县全县61名医生，56家药店加入了各区村的医药合作社，集中力量为群众治疗疾病。“每当时疫流行，秦先生即组织临时医疗队，分赴各村工作。该县政府以秦先生奔走劳碌，特赠给骡子一头”。[xxi]这种模范牵头，以合作社方式整合医疗资源，以流动医疗的方式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并不是特例。安泽模范医生李克让等四十二人，亦是以旧有的医药合作社为基础，顷成立医生参战服务站，又成立参战服务巡疗队。每天自动去找着给病人看病。这种模式，为后来的赤脚医生在全国的推广提供了参考。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偏远地区、农村、牧区，这种流诊所依然是一种重要的为基层群众服务的医疗制度，一是，可以实现医疗资源从城市向乡村转移，二是病人就近救治，甚至医生“自动上门”，三是，成本低。这种制度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医务工作者成为流动的主体，他们不只是掌握医疗知识的专家，也是实现医疗资源从城市向农村进行逆向流动的主体，这需要用人民立场、下基层等特殊的医疗制度才能实现。
（三）、药物生产采用就地取材的方式，节约医疗成本。
1931年毛主席视察医院，当贺诚同志汇报到药品器材仍然缺少时，毛主席说:“这些都要自己动手，解决困难”。在毛主席支持下，自力更生办起了中国工农红军医药卫生器材厂，生产了苏区急需的药品器材。1934 年毛主席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说:“……自己织布，自己制药和自己制糖，也是目前环境中不可忽视的。”[xxii]在这里，毛主席分析了伤病的原因，谈到药品缺乏的困难，指出了在当时苏区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解决困难的办法是依靠自身。这种依靠自身的就地取材方式，就是要减少对外界的依赖，立足根据地生存环境，发挥自身的造血功能。后来也形成了根据地自身药物事业的传统。纵观根据地到解放区时期，为了达到药材生产自给，不少医院和卫生队建立了制剂室和采药队。我军最早的制药厂是1931年在井岗山地区创办的中国工农红军医药卫生器材厂。到了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赤水县清水源李家村，由李维祯等同志创建了八路军制药厂（即八路军卫生材料厂，现在西安制药厂的前身）。华东军区的新华制药厂1943年在山东省胶东牙前县（现牟平县）后垂柳村创建，第一任厂长由胶东军区卫生部材料科副科长刘浪兼任。
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医药生产所面临的困难，一是药材的缺乏，二是制药设备简陋，三是敌人的干扰与封锁。尤其是敌人的干扰封锁，使得进入根据地的医疗资源永远都是不足的。对于解放区而言，医疗资源关系到解放区战力的恢复能力与人民的健康状态，关系到生产力与生存状态。这种情况也决定了解放区医药生产具有生产紧密结合需求：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解决有无问题。这种解决更多是功能层面的解决，一是充分利用民间资源，收集各种民间验方，配置成各种中药；二是自己设计药品器材，利用当时有限的资源研发了许多药品和器材，而非使用更为科学的西药。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红军不具有建立现代西药工业体系的能力，另一方面是资源严重匮乏，只能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利用当地有利条件克服困难，创造出符合生产药材的基本条件。同时，资源的潜力开发也遵循着某种战时共产主义的逻辑，适应战争环境组织军事化生产，也就是生产是为了战争的需要，生产的组织管理也必须服从战争环境的要求，一切军事化，工人即是生产者，也是战士，常常一方面生产，一方面又要作战，遇到扫荡就参与战斗。
制药厂工人在进行生产
战争严峻局面使得生产药材与培养人才同步进行，学生也是工人，一面学习，一面参加生产；工人也是学生，一面生产，一面学习文化，学制药技术，这为解放后发展制药工业培养了一批领导力量。革命战区医药生产，在医药工业极端不发达情况下起步，适应了当时中共解放区生存发展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形成了其培养人才的体制。八路军制药厂还开办了制药训练班，毕业27人，计划训练两年，但因急需用人，于1940年4月提前毕业，分赴华北、晋北、晋西南等地区，为各解放区筹办制药厂补充了技术人员。1941年至1945年成立药科学校，培养了三期学员，毕业生近 80 名。除此之外，也培养了干部，准备了一批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例如李维祯、马崇兴、吴补渊、胡嘉漠（留法化学博士）、郭晓霆等[xxiii]。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中国医疗体系自力更生传统。我军各级卫生单位对战争时期这种自力更生，利用当地资源生产自救，创新生产关系，克服药材困难的优良传统，一直保持到今天。“文化大革命”期间，药厂停产，各医院药房迅速组建小药厂，生产各种急需药剂，保证了必不可少的军需民用，这就是继承与发扬自力更生优良传统最好的见证。
三、群众路线与公共卫生宣传：一种中国特色的健康传播经验
在中国漫长的革命过程中，形成了将群众路线与公共卫生宣传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健康传播的经验传统。这种形成于革命根据地时代的中国特色的健康传播经验，通过群众路线，将此前被排除在国家健康体系之外的广大民众吸纳成为医疗体系服务的对象。在面对服务对象是如此巨大的情况下，根据地在极端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形成了普惠式的根据地的卫生工作传统。
根据地的卫生工作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培养专业的医护人员，包括吸收城市医务知识分子、国际友人参与根据地的医护工作，重视专业知识分子的作用。利用专业医务知识分子培训了大量卫生人员，建立医务技术干部和卫生机构除了专业性，突出为人民服务、下基层的面向，现代化的不足和缺乏，培育逆向流动的医务工作者，就像流诊室所一样，在流动中完成百姓的救治工作；二是建立机构化的医疗制度，提高覆盖面，如新中国以来成立了四级医疗、防疫制度，乡村有卫生站，县城有医院，机构化和公立化的；三是筹集药品器材，一方面想尽办法去敌占区购买，另一方面结合中医、药材，土法炮制、自力更生，在不断实践之中提高医疗水平。在这种背景之下，基层医疗工作也非常重要，形成了两种基层医疗经验：一是吸收在地的、地方的医护人员，完成基层、村庄内部的医疗卫生防护的自给自足，如赤脚医生制度，被认为是低成本、高覆盖的，符合第三世界经验的公共卫生制度；第二是把公共卫生工作与群众工作结合起来，一方面卫生宣传、防疫通过群众运动、群众动员的方式，让群众掌握现代卫生理念，包括用标语、宣传栏等方式，深入基层宣传公共卫生理念，对于非现代、落后的乡村来说，这种群众运动式的公共卫生普及，可以迅速地实现效果；另一方面，卫生防疫工作也是群众运动的中介，群众运动在公共防疫、打扫卫生的过程中，完成了公共性的赋权和公共意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中国成功克服了血吸虫病，是防疫专家与群众联防联治的产物[xxiv]。卫生防疫与群众路线结合变成群众路线的一部分，尤其是医疗卫生方式。正是这种立足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基层公共卫生与健康传播的经验，让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逐步提升，并在这次新冠疫情中经受了考验。从中国特色健康传播经验的历史发掘来看，其无疑提供了一个从社会发展视角来了解健康传播问题的视角，让人们重新发现第三世界的维度，立足第三世界的现实而非想象来思考“整体健康”[xxv]。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宣传图样
注释及参考文献
[i] 张慧瑜. 触摸二十世纪的基层传播文化经验线索[N]. 社会科学报，2020-02-13(006).
[ii] 孙歌.根据地哲学与历史结构意识——竹内好的毛泽东论.区域[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228-255页。
[iii] 齐武：《晋冀鲁豫边区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7月。
[iv] 康健：《前线部队的新创造——门板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7年4月29日第4版。
[v] 滕代远：《人民日报是人民的报纸 纪念人民日报一周年》，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7年5月15日。
[vi]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新闻实践》，1997年，第9期。
[vii] 尚枫、江河、东魁：《有声有色的北流村的生产宣传》，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7年6月8日。
[viii] 田中初：《黑板报：“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一种实现方式——以中国革命根据地卖践为视界》，《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4期；李文：《群众办报思想的重要实践基础——黑板报》，《新闻知识》，2008年，第3期。
[ix] 田中初：《黑板报：“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一种实现方式——以中国革命根据地卖践为视界》，《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4期；李文：《群众办报思想的重要实践基础——黑板报》，《新闻知识》，2008年，第3期。
[x] 常江河：《黑板报与广播台 农村来信之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7年8月15日
[xi] 常江河：《黑板报与广播台 农村来信之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7年8月15日
[xii] 济川、怀良、文显、时顺：《黎城东关骡马大会 群众买了四百牲口》，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7年4月15日。
[xiii] 一山：《新华书店设流动书店》，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7年3月28日。
[xiv] 《加拿大助华总会代表抵邯 盛赞边区卫生建设》，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6年6月14日。
[xv] 《加拿大助华总会代表抵邯 盛赞边区卫生建设》，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6年6月14日。
[xvi] 《今日的“丛台” 记边区卫生局流诊所》，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6年5月16日。
[xvii] 《今日的“丛台” 记边区卫生局流诊所》，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6年5月16日。
[xviii] 冀国钧，张业胜.白求恩在中国.中国协和医科大学.2007，49.
[xix] 冀国钧，张业胜.白求恩在中国.中国协和医科大学.2007，65.
[xx] 《模范医生李克让 奔走前线为群众治病讲解时事》，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6年10月26日第2版
[xxi] 《简讯》，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6年10月15日第2版。
[xxii]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 http://www.cctv.com/special/756/1/49529.html
[xxiii] 金进. "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医药生产." 中国药学杂志 03(1986):41-43.
[xxiv] 易莲媛：《“送瘟神”与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读书》2020年第10期，第3-10页；易莲媛：《“群众科学”与新中国技术政治研究述评》，《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第63-75页。
[xxv] 王维佳：《社会发展视角下的健康传播——重访20世纪“第三世界”的历史经验》，《兰州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第58-67页。
本文原载于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多元语境下的健康传播》（第十二期，2022年5月），感谢张慧瑜老师授权海螺转载。图源网络，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植韵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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